2017年3月汪品先先生的一封信，是当天“书话”的启事。

阿谁学期，这位时年81岁的院士自荐为全校本科生开一门名为“科学，文化与海洋”的公选课。同济大学官网上一封408字的公开信，是他向后生们发出的“邀请函”，不雅点敏感、笔墨酷暑。

“在我国，从科学院到高考，文、理之间皆产生了断层，客不雅上的后果是玉石同烬。这门课的主义，就是想要通过敦朴在课堂上的演打仗学生在网上的商议，引发起爱护和火花，在科学和文化之间构筑桥梁——哪怕仅仅架在校园旯旮里的一座小木桥。”

7年后，这份修改整理后的授课记载排印——20多万字的《科学与文化》。架桥的东说念主，紧张依旧。

在我国以科技创新激动中国式当代化的大布景下，汪品先相持饱读与呼：原创性科学的能源不是愚弄，而是文化，单方面强调愚弄价值的限度就是难有紧要创新；而科学的泥土应是中西会通、海陆迎合的新文化。

走进同济大学海洋楼三楼汪品先院士的办公室，听他说说心中那座“小木桥”想要齐集的山与海，系数践行的高与低。

科学既是坐褥力，又是文化。算作坐褥力，科学是有用的；算作文化，科学是风趣的。但是咱们通常说了前一句，丢了后一句。

上不雅新闻：这本书的发端，是2017年您在同济开设的“科学与文化”系列通识课。能谈谈那时您在繁重的科研责任中抽出期间作念这件需要花功夫的事，初志是什么？

汪品先：我想要告诉同学们：科学既是坐褥力，又是文化。算作坐褥力，科学是有用的；算作文化，科学是风趣的，但是咱们通常说了前一句，丢了后一句。基础科学的原能源并不是愚弄，而是意思意思心。正因为科学是风趣的，敦朴用不着虎着脸教，学生也不需要皱着眉头学。

在同济大学任教50余年，我热烈嗅觉到学生的活跃程度在发生变化。1978年收复高考后，学生问问题问得很“凶”，课堂上有不同意见会跟你争论。然则这种“凶学生”越来越少了，自后莫得了。学生越来越“听话”，以致招来的博士生越来越“乖”了。

之前我还开打趣跟共事说，是不是因为同济大学门口这条路叫“四平路”，是以咱们的学生太“三平二满”了。但是了解下来发现，这并不是个别的情况。

我以为这是一个很紧要的问题——中国有着世界上最高大的大学生队伍、最大的高级西宾限制，论文数目第一，但是在科技创新范围，咱们好像缺了点什么，缺了科学上的闯劲，太“听话”、太谨防巨擘。在当代科学范围，番邦由于先发上风照旧设立了巨擘，咱们通常会过度谨防国外的论断，费事挑战前东说念主的勇气，要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反对主流的不雅点天然更难。然则我征服，莫得阻力就不作念功，这个物理学上的定理在科学创新范围不异灵验。

2006年世界科技大会提倡了科学创新的敕令，我感到至极兴隆。会后我和周光召院士谈起，皆以为敕令很好，但是不够，还得指出创新要克服哪些问题，创新不是敕令得来的。

而后我在媒体上发起了面向社会的商议。比如2011年，我发起了“创新的重荷在那处”的商议，得出的论断是重荷在文化，在于费事创新文化的泥土。可惜那场商议意见一边倒，莫得争论。于是在2015年商议“如何重建创新文化的自信心”时，我想干脆提倡方块字在科学里好不好用的问题，况且概念用汉语“开辟科学创新的第二战场”。那时我但愿用有些“极点”“逆耳”的表述，来“逼”全球正视。例如：汉语在当代科学里还有莫得地位？汉语是不是留给说相声用就够了？但是这些问题遭到一些东说念主的反驳，说是“东说念主为扩大汉语在科研上的愚弄”。这商议不清晰之，有东说念主仍然认为，汉语关于当代科学是分歧适的，中国文化在科学创新里莫得地位。

我明显许多事情光提意见是莫得用的，说一百遍不如我方作念一遍。创新不是科学私有的需求，我国开辟创新式国度，系数社会应该有颠倒活跃的创新友流歧视，不管是科学提升、科学家与群众的调换，照旧科学文化的促进，皆是热切的活跃因子。这方面，学校西宾是第一背负，要是科学文化在校园皆无法得到催生、发扬，那么在马路上愈加作念不到。于是2017年我决定开课。

在为此开设的课程先容里，我对学生们说：“这门课并莫得‘要考的’学问，也不教你‘有用的’妙技。这门课的主义唯唯独个：让你多想想。”想什么？想科学和文化的关系，科学就是文化，科学创新要有文化元素。

在科技创新范围，不发达国度产出的是记载的数据、不雅察到的征象等“原料”；发达国度不作念这种“初级”的坐褥活儿，而是作念深加工。

上不雅新闻：您深感文理脱节是拆始创新想维的“毒药”，强调原创性科学的能源不是愚弄，而是文化，单方面强调愚弄价值的限度就是难有紧要创新。对此能否伸开谈谈？

汪品先：我常说科学不仅是有用的，更是风趣的。以我我方为例，1999年我专揽南海初次大洋钻探，岩芯分析的限度发现海水碳轮回有四五十万年的长周期，查阅发现这是世界大洋影响风景演变的热切因素，我委宛得饭也吃不下。那时我爱东说念主在国外，我一个东说念主骑着自行车在外面兜了两个小时，下了小雨也没嗅觉。天然自后这个想路被融会主义是对的，细节不统统对，可那份悦目是不作念操办的东说念主很难体会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搞科学就跟搞艺术一样，灵叹气发那一刻，是难以言传的喜悦。

文理脱节是一种表现，背后是忘掉了科学算作文化原有的乐趣。在西宾经过中，应该要想考如何拓展学生的科学视线，使他们不囿于越来越细分的专科范围，宠爱科学自身，而不仅仅专科进修。要是是后者的话，学生在科学创新范围是走不远的。信得过的泉源创新的能源，是对科学的“洗沐”，而非为了达成某种具体主义。

在操办范围，我越来越意志到，现在经济照旧全球化了，科学也有着全球化的趋势，这少许，跟我一样搞地球科学的东说念主皆至极有体会。

近似“经济全球化”的“科学全球化”，表现亦然南北极分化的：即在科技创新范围，不发达国度产出的是记载的数据、不雅察到的征象等“原料”；发达国度不干这种“初级”的坐褥活儿，而是作念深加工。“原料”产出也能发论文，也能毕业，也能得奖，以致在国际会议上发言作答复，但创不了新。即使论文数目世界第一，吃力了半天，依然在创新产业链底层，为他东说念主作嫁穿戴。

当代科学在欧洲产生，带有地区性的科学皆带有热烈的泰西的钤记，这样的情况在地球科学和宏不雅生命科学这些地区性较强的学科中尤为权贵。在这些范围中，中国科研东说念主员要是盲目随着走，莫得我方的主见，可能不错发表好多论文，得到一些外部笃定，但却会失去自有的深加工才能，而那却恰是创新的本源场地。

例如来说，我场地的海洋地质科学范围，国际主流不雅点把大西洋算作操办海洋盆地成因的典范，南海的变建树是大西洋模子的翻版。前几年咱们在南海杀青了3次大洋钻探来磨真金不怕火南海成因，限度含糊了前东说念主的论断，咱们发表的论文的题目就叫《南海不是小大西洋》。

这不光是南海的事。板块学说是地球科学的翻新，依据的主体是大西洋的张裂，但是最大的板块俯冲带在西太平洋，这才是操办板块学说的难点场地。今时当天，中国的科技创新不应不息“奴婢形态”，“转型”是当务之急。要是说大西洋张裂是板块学说的“上集”，那么中国科学家应该在西太平洋主演板块俯冲的“下集”。

主演“下集”的底气，就是文化。科学创新要有文化泥土，而这泥土不应该只来自西方。

当当代科学在欧洲产生时，明末的中国曾错失参与的良机；清朝晚期试图引入西方科技时，又因为相持“中体西用”而失败，限度使得科学成为西方的特点和东方的短处。100多年来，中国对传统文化与当代科学之间关系的主流不雅点曾经出现屡次反复，于今费事系统的反想，成为刻放学术界阐发科学创新后劲的一大重荷。

关联词，咱们看到，获取国际声誉的华东说念主科学家，尽管久居国际，仍然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滋补。1999年，在中国科学院50周年的学术答复会上，杨振宁讲物理学里的“对称”，说苏东坡的回环诗就是对称，顺念倒念皆成诗；李政说念举出杜甫的诗句“细推物理须行乐”，说这里大约就是“物理”二字最早的出处。丘成桐说得更透，在十多年前他说过：“我操办这种几何结构垂30年，时而迷惘，时而兴隆，自愿同《诗经》《楚辞》的作家，或晋朝的陶渊明一样，与大天然抱成一团，自得其趣。”

系统想考追念传统文化那时缘何变成阻力，巧合黑白凡志地在文书中中文化精华基础上杀青“转型”的起跑。

上不雅新闻：客不雅上说，传统文化如着实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当代科学参加中国生根发芽。对此，您如何看？

汪品先：东方的传统文化里，存在不利于科学创新的要素，需要通过文化反想来促进科学创新。为什么科学参加中国这样难？当代科学能够在欧洲产生，到了中国为什么就不成安妥？要是说16、17世纪由书生们发起的从下到上的死力莫得成效，为什么19世纪由政府作出的从上至下的安排也以失败告终？系统想考追念传统文化那时缘何变成阻力，巧合黑白凡志地在文书中中文化精华基础上杀青转型的起跑。

岔开说一句，2019年正逢“五四领悟”100周年，我内心认为这是社会科学层面追念、反想的最佳时机，应有更多东说念主直面、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抛弃。它的预见可能照旧卓越了科学问题，指向更深层的文化内省：“为什么我跟你不一样。”缺憾的是，这期待并未发生。

回到问题，我认为阻力的要道在高层。西学东渐，早期靠布道士，后期靠留学生。明末清初的天子看上了欧洲东说念主的火炮和编历期间，把西洋教士召进宫来为我所用，但是这毫不等同于收受西洋的科学，只须一有风吹草动就不吝开刀。康熙四年的“历法之争”，12岁的康熙天子按照保守派的主意，判决布道士“杀人如麻正法”，巧合那时发生了地震，又加上皇太后露面侵扰，布道士才免于一死。自后，欧洲上帝教里面发生了“中国礼节之争”。于是，从1721年起，清朝禁绝基督教布道，晚明启动由布道士传送科学的举止也就戛关联词止。

从骨子上讲，明清的中国脉来就莫得收受西方科学的想想准备。中国不可能屈尊就卑去收受“西夷”文化，唯独吃了败仗才被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只可要期间不成要想想。洋务领悟的原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殊不知“期间—科学—想想”三者为德不卒紊，是条切束缚的链子，这也就是洋务领悟注定要失败的原因。正因为如斯，即便学术界一度知道出科学之光，也无法督察，因为莫得东说念主接棒。欧几里得的《几何底本》统共15卷，明朝的徐光启在1607年翻译了前6卷，后9卷却要比及清朝的1857年方才翻译出书，前后相隔250年。烟土构兵后中国出书了先容西方世界的文籍，如1843年魏源的《海国图志》和1848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皆在国内遇冷，《瀛环志略》还因受到报复而被动停印，但是在日本却大受迎接，成为启发“明治维新”的热切读物。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费事能为变革作念公论和政策准备的想想家。戊戌政变背后的学者是早年的状元翁同龢，这位“两代帝师、三朝元老”天然戮力援助变法，然则骨子上照旧位保守文东说念主，对洋务领悟就持反对作风。同期，中国古代学者历来宽衣大袖、动口不动手，作念科技实事的东说念主如造纸的蔡伦、下西洋的郑和，皆是中官，不是念书东说念主。

中国的科技创新如何把抓周期峰谷的红利，自传承千百年的传统文化中罗致力量，杀青领航，值得咱们这一代东说念主深想。

上不雅新闻：书中写说念，科学的泥土应是中西方文化相迎合的。在您看来，若何的迎合是一种梦想现象？

汪品先：究竟如何惩办当代科学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尽管这是争论百年的老问题，但由于费事长远的反想，于今咱们的相识依然狼藉词语，有些流行的不雅点彰着不利于科学创新，亟待走漏。这里包括相悖的概念。

比如，“全盘洋化”，认为面前社会照旧全球化，从谈话到科技，西方文化照旧占领全球，除了紧追以外咱们别无聘任。这类不雅点的根子在于目光的局限性。要知说念世界的流行文化是在变的，“厚味可乐”“麦当劳”走红、英文成为世界谈话只不外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征象，昔日牛顿力学用的是拉丁文，爱因斯坦相对论用的是德文，皆不是用英文写的。

再如“中学西用”，也就是洋务领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天然理论上照旧不再有东说念主相持，但是概念“中学为体”的照旧大有东说念主在，因为咱们于今并莫得经过全面反想，是以一说提倡传统文化就容易复古。假如隐约地一边提倡发展科技，一边饱读舞传统文化，就很容易产生复古的效果，成为“中学西用”的当代版。

还有一种是“西学中源”。这是昔日洋务领悟儒医生们宣扬的不雅点，说西洋科技虽好，其泉源照旧在中国，从而含糊传统文化的短处，援助“中学为体”。这种误导于今还在延续。诚然，从古籍中发掘我国古代的科学孝顺是天经地义的善事，但毫不要为“爱国”而任加阐发。

分析起来，这些概念里既有对历史的误会，也多情谊的作用。就科学操办而言，要分析为什么咱们效果不少，创新不够，问题彰着在于泥土。创新的泥土是文化，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厚的泥土，今天咱们能否“纠正泥土”，催生新时间的新文化？

17世纪科学在欧洲的产生，得益于文艺恢复叫醒了古希腊的天然玄学。当古希腊学者尽心探索东说念主和天然关系的时候，东方大陆斯文的哲东说念主们有着另外的主题，印度东说念主探讨东说念主和神的关系，中国东说念主探讨东说念主和东说念主的关系。

科学发展的路线是“范式转机”，条目从才略学上龙套，杀青泉源创新。自古以来东方学术的特点是从全体着眼，不管中医、国画皆与西方在基本才略上有所不同。要是这种不同哲理、不同想路的操办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会不会在这场新的科学“范式转机”中找到龙套口？

东说念主类斯文的基础是经济。北半球季风区大河流域的农耕经济，产生了大陆斯文；地中海适于帆海做贸易的爱琴海地区，产生了海洋斯文。随着科学期间的发展，大陆经济和海洋经济的界限照旧不再清晰，分辩两者的地舆因素照旧不再热切。东说念主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的龙套，更是把东说念主类社会引向未知的远处。与此相应，历史上大陆斯文和海洋斯文的分辩，必将被新的全球斯文所代替。

在这以世纪为单元的斯文演变进度中，中国的科技创新如何把抓周期峰谷的红利，自传承千百年的传统文化中罗致力量，杀青领航，值得咱们这一代东说念主深想。

咱们埋怨科技界费事创新精神，殊不知以语录为基础的应考西宾，巧合就是创新的克星。

念书周刊：您永久强调科学发展中的东说念主文底蕴，那么，算作科学家，您是若何念书的呢？

汪品先：我5岁上学，到现在88岁还在学校里。中国话上学就叫“念书”，是以我念书不少。 归来起来，我前后有过3种念书面目：通读、精读和选读。看演义皆是通读，我小时候爱看章回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纪行》，干戈的皆爱看，就《红楼梦》读不下去。学专科条目精读，收拢一册经典读个透，不管是专著照旧著述，连弁言后语皆矜重看，尽量从字里行间弄懂作家的答应。现在老了我只作念选读，就像蜜蜂采花粉，拿来一篇著述只看提要和插图，以为有用再去选一些段落细读、作念札记。

念书作念札记，是我几十年的老风尚。铭刻年青时曾有共事笑我是“伟大的抄写家”，但我于今不悔。那时候还莫得计较机，唯独手写，不知说念攒了几许抽屉的文摘卡和札记，成了我教书科研用的兵器库。现在我关于所操办的专题不但老成，而且有了我方的想法，于是围绕我酌量的问题挑选着读，这就是选读。

3种念书面目有3种用处：消遣尽不错通读，学习需要精读，操办最佳选读。不管精读照旧选读，有用的相识最佳能记下，这就是我的札记。读完后回头想一想得益的重心是什么，切忌读结束什么皆没留住，尤其是读外文。速率很热切，“一目十行”天然言之偏执，但不一定皆要一字一板读，以领悟主旨、收拢重心为准。

与此相悖的是中国的老式西宾，小时候念“赵钱孙李”背百家姓，谈不上领悟，更莫得想考的余步。接下来读经籍，《论语》就是语录，语录式西宾的旨趣是灌注，不允许零星想考。在“八股取士”的岁首，写著述也就是“代圣东说念主立言”，限度势必是“语录”满天飞。苏联写科学论文，一度曾经经以首领的语录开卷，而中国在“文革”期间，祸殃更是变本加厉，高高在上。

直到今天，咱们的西宾体制中还不难觉察到昔日科举轨制的遗传基因。咱们埋怨科技界费事创新精神，殊不知以语录为基础的应考西宾，巧合就是创新的克星。莫得零星想考，哪来的科学创新？不管学习照旧操办，念书的效果皆取决于想考。念佛不错信口胡言，念书切忌视若无睹，貌似看书的半眠半醒。所谓贤慧就是元气心灵齐集，一边念书一边想考，而零星想考是科学创新的前提。

当代科学之是以能突飞大进，靠的就是束缚龙套传统相识，龙套的开首就是怀疑。智育宝贵信仰，科学贵在怀疑。念书切忌“教条主义”，盲目谨防巨擘。 “尽信书，不如无书”“不惟上，不惟书”，从孟子到陈云时隔两千多年，说的却是一个预见。

《科学与文化》

汪品先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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